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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蕩时代的抒情》小辑历史中的「战争诗学」──序陈智德《板蕩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

2020-06-10 20:18:41 作者: 353

1939年7月10日,由戴望舒主编,在香港出版的《顶点》创刊号,发表了自上海避战祸而南下,寄居于香港西环桃李台,在汇丰银行大厦上班的徐迟的一篇名文:〈抒情的放逐〉,展示出这时期的一种「战争诗学」。徐迟说:「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你想想这诗该是怎样的诗呢」?中日战争爆发,民坠涂炭;苍茫大地,容不下风雅闲情;但徐迟还相信「诗」有「炸不死的精神」。这诗该是怎样的呢?《顶点》同期有徐迟的一首诗〈述语〉,诗的正文如下:

虽然我是主语,而我也很有一些述语,
每一句我应该有一个述语才能完成的,
可是在这裏我似乎不大懂得文法了,
我的述语与我无论如何不适合,
没有一个「动」词可以做我的述语吗?

我「买」外汇「跳」舞「游」泳「喝」啤酒「吃」三明治,
我不要这样的述语他们不适合我,
像迦洛连山麓足球场大看台和人口密度,
当守望战争而没有一个热情的啦啦队,
我只有一个述语「寂寞」也不适合我不要牠,
我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动词来做我的述语。

诗中出现了「战争」的字眼,但细看却只是「足球赛」的常见隐喻。诗的主体内容,是「文法」(语法)的格式­­­──「主语」(subject)和「述语」(predicate)的组合──比喻人生的动向。这种手法,很有英国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Metaphysical Poets)习用「巧喻」(conceit)的味道。「玄学派诗人」在二十世纪重新得到关注,得力于艾略特(T. S. Eliot)等现代派诗人的推重,作为抗衡浪漫主义末流「滥情倾向」(sentimentalism)的文学史依据;因此玄学诗风也是「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元素。徐迟原是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中人,他这首诗把抗战时身处香港的文化人的生命形态以淡乎寡味的方式呈现:当下生活的各种可能──「买外汇」、「跳舞」、「游泳」、「喝啤酒」、「吃三明治」──只带来不协调的感觉,唯一实存的「寂寞」,又是「我」所急欲摆脱。当中的思考以主语与述语的语法关係出之,显示出一种似乎可以逻辑切割,但实际又必然要连结组合的矛盾和複杂境况;这都可以看成是智性的思考,合乎「现代主义」的诗学主张。我认为徐迟这首在香港完成、在香港发表的作品,是中国现代诗的一首上乘之作,尤其我们结合诗的一段序文同读,更可以交织出丰富的义蕴:

诗序:香港油麻地渡头的时钟铛铛地敲给一个车站听。这是九龙车站,去年广九路粤汉路时被轰炸。有一次人们买了车票临时车却开不出站。一连二旬左右,他们在这站上候车而又生活,如生活于列车饭店。列车饭店早己闭歇,车站现在有一颗寂寞的心,渡头的时钟敲罢,我有一个歌唱。

「诗序」一方面为正文空悬的意念的置入具体的语境:香港油麻地、九龙(尖沙咀)火车站、中日战事方酣;另方面序文也有也有自身的意象经营:「渡头」与「车站」均是可以开展行旅的地点,「渡头」以「铛铛」钟声向「车站」抒发己怀,「我的歌唱」也是倾诉寻找「动词」那种上下求索的焦虑。我们可以想像:正文中理想的「真正动词」会不会是从渡头、车站出发,以投身于大时代中更具意义的事功的意思?依此思路,「寂寞的心」,与正文中要排除的「寂寞」,应如何解说?作为全诗的序文,「一颗寂寞的心」的「我」要「歌唱」,又如何与〈抒情的放逐〉所指摘的「抒情小唱」共存?

〈述语〉诗序与正文并置、〈抒情的放逐〉与〈述语〉的同期并置,都带给我们许多文学史解读以至文学理论思考的可能性;「诗」如何直面「战争」?或者说:「战争」能够容纳甚幺样的「诗」?「战争」与「诗」,可说是「文学」与「政治」这永恆纠葛最尖锐的展现。

陈智德《板蕩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写的是一段以战争铭刻的文学与文化史,是「战争诗学」的立体模塑之剖析。当「地方」(香港)与「战争」(「七七事变」、「三年零八个月」)扣连时,「文学」有何意义?曾经发挥甚幺作用?在书中陈智德追记香港如何在「抗战局势」中成为「突破封锁的文化中心」,香港如何承纳以至催生各种与时局关连的文学题材与表现形式:正因为香港在战事发生之前已有一场「新文艺大爆炸」,在本土成长的文艺青年如李育中,才能在「国防文学」的主流思潮下谈「抗战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质素」,望云(张吻冰)才能写出既继承「五四」精神,也充份表现本土意识的小说《人海泪痕》;正因为战火灾劫,才有大规模人口流动与文化播迁,正因为香港有这个「据点」的位置,徐迟才会在此时此地完成他在诗学与政治的「思想转折」,鸥外鸥才能以他特有透视眼光写出以身体感觉世界的〈和平的础石〉、〈狭窄的研究〉一类作品。

陈智德为我们复刻的,是一段轰动世界的历史,却同时是一段早被遗忘的文学时光。学界不乏「抗战文学」的讨论,但其间「香港」只是各种奋战历程的一个地理记号;故事叙述者无心关顾香港这个文学空间如何得以形构,无法理解这别有异色的文化空间如何催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的互动。陈智德提醒我们:

当抗战爆发后,内地多个城市相继沦陷,内地作家转移至香港继续抗战文学工作时,所面对的实在不是一片空白的文化环境,而是有本身文化轨迹的城市,新文学发展了至少十年,报刊有固有的独立言论传统,亦有充足的读者群,这些都是抗战期间香港接续和支援抗战文艺工作的基本。

陈智德的重点之一是论文学,但他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他不像有些论者以为香港文学之讲论旧体诗词活动是一种「破例」。本书整整一章论「香江雅声」,可以见到新旧文学在香港之声气相通,如擅写旧诗词的柳亚子,与新诗作者刘火子及流落香港的小说家萧红,多有交谊。事实上,当时在地旧诗充满生命力;既能连接地方感觉,也可通达文化渊薮。如古卓仑七言歌行的〈香江曲〉写香港开埠,到日本空袭、侵佔,「俯仰今昔,感慨繫之」,「窃取庾信赋《哀江南》之遗意」;〈续香江曲〉写日治苛政,盟军反攻、终战,「据事抒情,发为歌咏」,「不尽低佪,用续待焚之稿」。历史中的香港,泅浮在「鲤门月落潮声急,香海寒生剑气光」、「宋帝台夷春草绿,龙城秋晚夕阳红」的诗句之中。陈智德指出古卓仑二曲:

提出一种历史观,在苦难中回顾而点出「香江」的可珍惜处,谈到战争时局的批评,不从国族主义而论,却仍标示真伪和是非之辨,使其成为一种更有流传价值的香港角度诗史。

试想如果我们单单追踪当时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国防文学」在香港如何循环再用,就会错过了这些在地文化的另一深度表现。

陈智德本书的的另一项重要探索,是对香港的汪派「和平文艺」与香港「日治时期」文学的整理与分析。在过去文学史论述中,二者都因为「汉奸」、「通敌」等标籤而被弃置。然而,若有适当的历史距离作缓冲,我们或者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文学史的教训或文学理论的儆省。从政治与文学的关係来看,二者可以说是「战争诗学」的的变体。「战争」是一种放纵暴力的过程,毁灭等同成就;「文学」如何与之相结盟?国民政府在1938年3月提出「抗战建国纲领」,在军事的摧毁力量之上补充正面的建设意义;当战争看来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时,「抗战建国」就成为文学界维繫斗志的信念;不少文学创作都视「战争」为火浴,试炼的经历将会带来中国的新生。至于汪精卫一方的论述,则在1939年开始以「和平、反共、建国」作为口号,或则放大民众对「战争」的恐惧心理,或则指出「战争」之毫无意义,宣扬「反战」、「和平」才是真理;作为「抗战文艺」对立面的「和平文艺」应运而生。陈智德在书中细緻检视了「和平文艺」之来龙去脉,在政治宣传上的不同型态与表现;但更精彩的是他对「和平文艺」论者在香港「日治时期」创作的分析。例如李志文写于1944年的诗〈乡音〉,开首说「故乡」(珠江)在「惯常之战斗中」──没有意义、不值得关心;接着说「我」已少梦故乡了,但下文马上接上「珠江正洪流浩蕩」一句,要捨弃的「现在」、要忘记的「过去」──「奔驰于山川丛林」、「扶着母亲守望」,不期然历历现于心目;结句的「年青人记着我」,这年青人恐怕就是「我」想忘记的过去的「我」。往昔的时光追缠今日,记忆与遗忘,转成一场「心灵的战争」。陈智德说:「在遗忘与记忆中,作者最后强调的是记忆。」

对了,在「板蕩」的岁月,陈智德要强调的就是「记忆」的可贵。他在书中慨歎侣伦、刘火子、舒巷城等人在动乱时代中逼不得已的焚稿,庆幸黄伟伯未刊稿在街头垃圾收集站中被救出;让他更感无奈的是「谁都不在乎」香港文学的「显与隐以至有或无」,「遗忘」是「一以贯之的共同」。陈智德透过本书提醒读者:「香港」,不应被遗忘;而「文学」,为我们刻记了许许多多的心灵骚动;因为其间有情,文学「抒情」;「抒情」不应被放逐,抒情诗人更不应被逐。本书切切实实为我们指陈「1937年至1945年间散发特殊氛围的香港,以及文学」,为我们疏证其间的「一种忧时伤国的、在板蕩时局中的抒情」。当年的一场「战争」,大抵不会是愉快的记忆;但重拾这记忆,反思各种厄难临即时寄寓在文学的感觉与应对态度,或许可以加我们以力,迎向生命旅程中层出不穷的「战争」。

以上是我读智德书稿的感想,借以为序。

2017年11月30日写于八仙露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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