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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蕩时代的抒情》小辑抗战文学描绘的另一个香港

2020-06-10 20:18:41 作者: 254

陈智德博士集诗人与学者于一身,一月出版新书《板蕩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讲述抗战期间香港如何成为抗战文艺的「据点」。2月23日晚,中华书局举办专题讲座「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邀得陈博士分享书中研究。

两小时的讲座,陈智德分享了抗战时期鲜能在一般史述中找到──甚或险遭埋没的──香港文学人和事,例如鸥外鸥港督铜像的诗、白领诗人「三骑士」、反殖青年彭耀芬、话剧和歌曲《再会吧,香港!》等。他也提出了延伸的思考,希望能透过此书,引发一些讨论和关注。

防空、轰炸与港督铜像

陈智德首先分享诗人鸥外鸥的一篇作品,并阐释其背后的一段抗战历史故事。

鸥外鸥曾出版一系列关于香港的作品,其中〈和平的础石〉描述当时休战纪念坊中的港督铜像(今和平纪念碑,但铜像已经没有了)。根据香港历史图片册所示,三十年代的中央广场(今皇后像广场)一带有很多铜像,当中人物包括英国王室成员、维多利亚女王、港督梅含理等。然而在抗战时期,日军把铜像运到东京当作战利品,同时因物资短缺,铜像被熔掉作再造兵器之用。直到战后,英政府透过民军在日本找回仅余的维多利亚女王及昃臣爵士铜像。但由于战后的皇后像广场残破不堪,女王像便先安置在当时填海得来的新空地(即现在的维多利亚公园)。亦因此,现在的皇后像广场只有昃臣爵士的铜像。

陈智德解说,诗中的港督在托腮,面向满是布防的大海,表达作者对战局的忧虑。诗末,他甚至讽刺港英政府的防卫能力。此诗在1939年于《大地画报》发表,图文并茂,图是当时的港督铜像,立于立法会前,托腮形态,与诗中描述吻合。陈智德认为,这些诗歌留下了重要的历史画面,同具文学和历史的价值,因此,诗作除作文学上的理解,也让读者了解历史。

另外,陈智德也分享两首最早发表有关日军攻打香港的诗歌,分别为徐迟的〈太平洋序诗──动员起来,香港!〉和渊鱼的〈捍卫这宝石〉。前者用浪漫化的方式,激情地呼吁所有香港人起来反抗,后者则具体而写实地描述日军首次攻打香港的细节。陈智德重申,香港诗歌不只具文学意义,更留下很多战争和历史的细节。

文学小社群:白领诗人三骑士

、四十年代,不少内地作家来港与本地作家组成抗日文学团体。陈智德指,除了正规的组织如文协香港分会、中华文化协会外,也有一些作家私下的小型聚会,徐迟、远水拍和冯亦代便为其一。他们三人均来自上海,刚巧同在当时汇丰银行大厦不同楼层上班,便在上下班或午饭等时间互相交换和分享诗歌与作品。他们亦喜欢在中环阁仔茶室聚脚,成为一时佳话,更被称为「白领三骑士」。在讲座中,陈智德主要分享徐迟的故事。

徐迟在三十年代已是重要的年青作家,被视为现代派,诗歌描述中国早期城市。在抗战时期,徐迟透过鸥外鸥认识了不少香港作家,如杜格灵、侣伦等,并于1938年5月与戴望舒同到香港聚居。徐迟先在报章担任电讯翻译,后来辗转到了陶记公司工作。该公司实为国民政府驻香港财政部办事处,利用香港金融处理来自各地的汇款,支援内地抗战。到了1939年末、1940年初,徐迟自告奋勇到广西一带採访及记录崑仑关战役。回港后,徐迟受到其他朋友影响,参加由乔半华主持的秘密读书会。读书会聚集当时香港的白领阶层阅读马克思主义着作,当中包括比徐迟早一步加入的袁水拍。徐迟深受左翼理论影响,思想产生剧变,使他从原本的现代派作家,成为拥护左翼理念的作家。

陈智德指,徐迟除了参与上述抗日活动和支援外,也积极参与文学活动,例如担任文协香港分会的导师、协助成立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与其他在港的内地作家举办讲习班,义务教学,旨在培育本地青年承接抗战文艺的工作。而其中一名参与讲习班的学员彭耀芬,便是陈智德分享的第三个故事的主人翁。

反殖青年彭耀芬

陈智德指,彭耀芬初中时已在香港和内地投稿,1940年7月参与文通,被选为理事,同年9月和杨奇创办《文艺青年》。当时在港出版刊物需缴交保证金,但他们无力负担,便假装在曲江出版,并在地址下记下香港的邮箱号码,以收集稿件,然后偷偷在杨奇任职的《天文台半周评论报》办公室组稿和执行编务。后来政府查封《文艺青年》,并打算拘捕杨奇,幸他收到消息逃脱。

彭耀芬则没有那幺幸运,他在1941年4月因「犯有不利本港之文字嫌疑」被捕。事缘他投稿到外地报刊,被政府官员得知而将他拘捕。陈智德指,港英政府一直找不到诗的原文,但却推断诗中内容或有批评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加上当时正值香港庆祝开埠百年,因而拘捕彭耀芬。他后来在朋友的帮助和疏通下,5月下旬被判递解出境至澳门。1942年初,彭耀芬在香港沦陷后偷渡回新界,参加东江游击队港九抗日大队,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然而,由于彭耀芬贫困,营养不良,加上曾坐牢,使其身体虚弱,终染上疟疾离世。

陈智德补充了徐迟对彭耀芬的忆述。1942年1月,徐迟与叶浅予、戴爱莲、盛舜等人乘船离开香港到澳门。他在〈一些往事的回忆〉中提到:「彭耀芬也在那里,看到我那样的狼狈,儘管他自己也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一天深夜,他还是挤在人群中,等到天亮,为我买到了两个热呼呼的澳门麵包。」除了证实彭耀芬的行蹤,也描述了他的为人,在战乱和饥寒交迫下,仍为老师徐迟通宵排队买麵包,可见是如何的一位青年。

彭耀芬的诗歌呼应抗战主题,反映香港社会生活,批评殖民主义。陈智德与在场听众分享了〈灯下散诗〉之〈边境即事〉、〈寄远〉和〈劳动者之歌〉之〈掘防空壕〉三首诗,让观众感受彭耀芬透过写实手法表达对时代的看法、对内地抗战的致意、对工人阶级的关心及对上层阶级的批评和讽刺。陈智德说,不知为何甚少人提及彭耀芬,但他认为彭不应被埋没,需要重新提及,给他在香港文学史一个位置。

《再会吧,香港!》──话剧与歌曲

有关《再会吧,香港!》一剧,一直有传言指是在香港上演,亦有说遭日军禁演。然而,陈智德认为这些都是误会。《再会吧,香港!》一剧虽以香港为故事背景,却是在桂林上演。

他接着指出,一些作家在抗战时从内地逃亡到香港,并在返回内地后聚居桂林。他们沿用在港参与抗战文学工作的故事和经验,联合创作了此剧剧本,由夏衍写第一幕,洪深写第二、三幕,田汉写第四幕并作整理,同时由他创作与剧本同名的主题曲歌词,再由姚牧谱曲。陈智德指,剧中故事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心态,亦点出了香港的「据点」位置及革命传统,是一部振奋人心的剧作。1942年3月8日,此剧于桂林上演,但刚演完第一幕后,即遭临时禁演。此剧遭禁的原因一直未明,陈智德推测,或许是因剧本讽刺当时的国民政府。

纵然《再会吧,香港!》遭临时禁演,同名的主题曲还是流传下来。从歌词可见,香港除了既有的「享乐者的天堂」、「有着出卖灵魂的名姬」等刻板印象以外,亦有革命传统和独特的文化。陈智德指,正因他们有在香港的生活经验,因此歌中提出香港在既有印象以外的形象。他亦指出,《再会吧,香港!》歌谱有数个不同版本。最初的歌谱由曾听过原曲的人按记忆手抄,后来徐月清重新整理,重抄一个版本。他的版本与胡从经编《历史的跫识》的版本歌词上亦有差异。陈智德则在书中详细对比不同版本的异同。

香港文学的故事还得继续说下去

除了在讲座中详述的故事,陈智德亦有提及书中收录的其他重要故事,包括战前香港的「新文艺大爆炸」、望云及其小说《人海泪痕》、戴望舒与《星岛日报.星座》、秘密大营救等。他希望书中收录的材料和叙述能延续读者的思考。

陈智德说明,香港独立言论的传统并非政治的结果,也不是为了服务政治而出现,而是为配合当时追求的现代建设,自然地出现的。其次,他以吴华胥和李育中的两篇文章为例,指出当时身处香港的作家以华南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比如说,当时两个口号争论中,吴华胥便提出了较为中立的角度理清局势;李育中则提出抗战文艺的局限,质疑当时抗战文艺过于单一。这些作家提出的华南角度,为抗战文艺增添了香港的视角。

不只香港独特的视角,也包括香港独特的文化位置。支援方面,内地消息被日军封锁,从香港走私到内地的报刊往往为内地提供战讯,内地读者亦透过这些报刊读到抗日文艺。当时在港的内地作家积极成立新团体,培育本地作家和青年,在地承接内地文学。在动荡之中,不论是读者或作家,思想水平都有所提高。陈智德说,是局势逼使他们成长,也是局势成就时代和他们自身。

香港文学的故事还未说完,还可以向文艺自主的位置、〈香江曲〉的本土历史观、二元对立以外的文化等方向思考,此亦呼应讲座之初提出,希望透过此书引发讨论和关注。陈智德最后说:「这些作品和故事不应被淹没在浩瀚的史料中,应该有更明确的论述,留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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